七旬母亲卖掉儿子3万斤藏书 称读书害了他

摘要：

徽州古城里一座居民小楼，门口贴了一张告示，一个老太太在半价卖书。3万多斤书，是儿子自杀后留下的遗物。

事情在网上传开。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，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，康德的读者也来了，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。

背后的故事却令人心酸。这些书是母子间最后的羁绊，对老太太来说，处理它们的过程，也是在处理有关儿子的一切。

文、图、视频｜徐巧丽 剪辑｜王婉霖 编辑｜陶若谷

后事

春天快结束的时候，十字街33-1号四层小楼少了一个人，剩下一屋子书。橱柜上，床上，浴缸里，堆满所有房间。晚上11点，卧室的灯还亮着，她在考虑儿子的后事。

要办个追思会，邀请儿子同学几十人，时间最好在中秋节后，不冷不热。哪些东西要烧，哪些要留，也有半年时间考虑。

刮胡刀、男性护肤品，都是高档货；衣服，毛的皮的绒的；皮靴、棉靴，穿过的来不及穿的，留下一套崭新的给他火化。火化以后，这些就扔到垃圾桶里。包括5个照相机，傻瓜照相机，上海海鸥照相机，拍了几万张，如今还能给哪个照相？

自己的意大利女士手表、西班牙白色手表，值钱的也都扔到街拐角，几个环卫工等着抢。她无所谓的，77岁了，吃穿住行都要根据心情来。儿子死了，这些身外之物何苦留在这里？

最难处理的就是书。每个月2800退休金，怎么用光的？都拿来买书。今天快递小哥一扔，啪一大包书，过几天，又啪一大包书。她央求过儿子，“宝贝儿子不能再买了，老娘要给你饿死了。”

她晓得儿子的打算，最好是不要买米买菜了，都拿来买书。

他卧室里5个书架，她卧室里3个，又买了2个，放二楼客房。还有1个书架当作鞋架用。去年，又说要买2个。新买的阅览架，没来得及装，人就不在了。她看着图纸装好，和那些多出来的书，一同堆进浴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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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觉得自己倒霉透了。“老年丧子，在整个地球都是最倒霉的事。把儿子培养了50年，打一个大大的转，重新回到原地。等于我没有嫁老公，没有生儿子。”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她反复对自己说，想开了，就是这么一回事。

早上起来，她摸着旋转楼梯立柱，慢慢下到一楼。烧开水，喝一杯绿茶，出门买一个计算器，再去农贸市场买几捆塑料袋。马克笔，5个打火机，都摆在八仙桌上，算是营业了——3万多斤书，半价卖掉。

最后一步，设计宣传单。先在白纸画上字样，再给打印店老板选择字体，打印了几百张，跑遍古城，把A4纸贴满宣传栏。

起初打印的文字是“半价书店”。太俗气了，她晓得一个典故，宁波有个地方官，做了一个大房子，专门用来放书，叫天一阁。后来乾隆皇帝编撰《四库全书》，还要问他后人借书。她家的四层小楼，也应该算藏书楼，她要让儿子成为一个人物，于是改成——“沈充藏书，全场半价。”

沈充是谁？

应该是歙县的知名文化人物吧？最不济也是小有名气。小张在A4纸面前停住脚步，琢磨这个人是谁。打开百度、小红书，结果显示“查无此人”。

小张研究历史，实习结束转到歙县，寻找徽州历史的余韵，乱逛到这条居民街，白墙黑瓦深处就是33-1号。门轻轻一推就开了，一个穿黑白格子衬衫，六七十岁的老太太正去前院洗手，招呼他进来买书，又上楼开窗通风，消解暑气。

那是8月的早晨。小张挪到哪个房间，老太太就追到哪个房间。她缺了两颗门牙，说着漏风的话。

儿子沈充，文学素养从小就好，高考五百分，相当于现在的六七百分。大学读中医，是被分配的专业，他不喜欢，在家待了一年，又考上安徽大学的研究生，“做学问的，品德高尚。”

逛到三楼，她拿起一本西洋版画册，是儿子前段时间给她买的书。骄傲感从丰富的肢体动作中溢出。小张的疑问得到解答：沈充，是老太太的儿子，不是哪位文化人物，而是一个酷爱买书的大学老师。十几年前患上抑郁症，一直没有好转，也未成家。今年，离清明还差10天，想不开，自杀离开了人世。

之后四个月，老太太每天跟上班一样，准时到二楼三楼选书。苹果箱，牛奶箱，都用来装书，打包了三四十箱。觉得没用的，用废电线捆起来，一趟趟搬下来，把收废品的叫来，4毛钱一斤卖掉。

品味高的，余下近千册，需要有一个着落——书是儿子的命，不舍得烧不舍得扔，那就把它们摆到书架上，拿来卖。“便宜卖给感兴趣的人，就处理掉了，它也有价值了。”这是她帮儿子办的一件后事。

小张遇到这个故事，写了900字，凌晨1点发布在社交平台。第二天醒来，评论区的叹息辗转了几百条——“读了这么多书，还是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。”

故事在网上传开。博尔赫斯的读者来了，村上春树的读者来了，康德的读者也来了。他们从山东、四川、杭州赶到这里，尝试窥见一个人精神世界的残余。

来看书的女生。

沈充的书架上，29岁女生赵盐看到了一个心思细腻的世界。创意写作、汉姆生文集、古龙文集，还有不少日本小说，她猜不出，他遇到了怎样的困惑？

赵盐做运营工作，信任算法推荐买书，跟游戏、手办一样，为兴趣买单。而她猜测，沈充是根据作家、地域和系列丛书来买书，“这个人爱书成痴”。

赵盐曾被书拯救过。大四毕业，恰逢母亲出事，她每晚辗转反侧，睡不着，有一种没有人能够帮我的无助。男朋友给了她一本《解忧杂货店》，这本书像书里的主角一样，给予了她一个很小的帮助，治愈了她。“他肯定比我读书多多了，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结局？”赵盐困惑了，“读书真的能治愈人吗？”

男生黄仁也有好多问题。二楼卧室的沉木衣柜上，第一本就是石田衣良的《孤独小说家》，首页的简介一句话，“十年前的梦想如果还没有熄灭，就让他永远燃烧吧！”黄仁拿起这本书，想沈充在什么时候也曾翻阅过它，他是一个孤独小说家吗？

他问老太太，沈充从中医转向文学创作，是否也是人生困顿时的一种求索？他那时面对了怎样的问题？在十几年抑郁的生活里，读书是否是一个精神出口？但问了一个多小时，一无所获。他只感受到，“老太太想尽快把书卖掉，把房子卖掉，结束这一切”。

处理掉，处理掉，处理掉

来买书的人，都对老太太印象深刻。她叫程玉蓉，77岁，声音洪亮，头发灰白。年轻的读者来了，她追着爬上爬下，随手推荐——这是儿子给我买的《陈香梅文集》，这是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》，搭配周汝昌的才好看。说着话锋一转，“人不能读太多书，不能太聪明，否则就是书呆子。”

哪些书该卖、哪些书该留，她有自己的考量。

首先是中医类，儿子读了5年，说不干了，要考研究生，不是增加家里的负担吗？都改行了，书也没用了，处理掉；

计算机类的，天天都在进步，每一家都有几个计算机，农民种田都有机器人，早就淘汰了，处理掉；

爱情类的，儿子小时候爱看，不懂它的价值，三个男人一个女人，三个女人一个男人，三四角恋，品味很低，处理掉；

心理学，看多了才会心理不健康，给哪个看？叫人家跟儿子一样自杀？现在打个喷嚏都是心理学，处理掉。

都是读书害了他。程玉蓉对书有一番见解：花花草草的书，美学的书，叫人心情愉快，理论的书就不行了，钻死脑筋，把大脑搞坏了。偏偏儿子最爱看理论书，“罪魁祸首，一个哲学，一个心理学。”

8月中旬，我来到十字街深处的33-1号，二楼三楼像被掏空的寄居壳，该扔的、该送的，都扔掉送掉了。一楼留着数不清的杯子、层层叠叠的月饼盒子、五颜六色的毛巾、一座沙发、一台能AI对话的电视。

程玉蓉还是那身棉质黑白格子衫，一双布鞋，两只手撑在八仙桌上，等年轻人过来结账，调侃自己“从读书人变成了生意人”。

她的确有丢掉一切的紧迫感，最主要是两样：值钱的东西扔掉，是怕亲戚争起来；儿子的东西扔掉，是怕街坊说闲话。

什么闲话？无非讲儿子是个跛着脚的孔乙己，读书读傻了的文人，“旧知识分子的一个悲剧”。她辩解说，好歹比孔乙己聪明一点，没到偷书的地步，还买得起书。小卖部又传出闲话，讲他啃老买书。

因此，处理遗物的时候，那些“秘密”她也都处理掉了——儿子高等数学的练习簿，撕到只剩下封皮；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、教师素质等笔记，她撕下来，扔到垃圾桶里。

故事一开讲，她就停不下来了——儿子是研究生，大学老师。老头子是音乐教授。她20岁在农业中学教书，恢复高考不久，东南大学建筑专业招生，只考两样，美术和数学，她一下就考上了。后来在一家汽车厂，做工程师。

家里住的四层小楼，是程玉蓉的哥哥设计的。徽州民居墙高，光线照不进屋子，但这房子采光通透，中央旋转楼梯是难得的时髦。没想到一场雨，马上露出窘迫，雨从旋转楼梯四面漏下来，一个个脸盆摆满厨房，地下室和玄关的交接口，用来接水。

程玉蓉耳背，等雨珠砸到面前，才知道下雨了。不过耳背是个好使的病，街坊在背后讲程玉蓉，没讲到她面前，都装听不见。

门口张贴的宣传单。

她是苦的，但也没办法

13年前，沈充在合肥工作期间发病，哭到满地打滚，后诊断为“精神分裂症”。程玉蓉把他带回小楼照顾。

每天六七点起床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看他，头钻进被窝里，代表昨晚看书，开夜车了。烧饭麻烦死了，吃不了多少，还要去农贸市场买菜、买酱油。好不容易烧好，儿子有病，“这个菜不好吃，那个菜不好吃”，没吃几口全倒掉。

索性去店里吃，酸菜鱼、麻辣烫、肉酱米线，他爱吃什么就买什么。要洗澡了，她带他去公共浴室，15块钱一张票。

五六年前，沈充第一次割腕自杀，刀掉到地上，闹出好大动静。没多久，又跳了一次楼，遮阳棚救了他的命，代价是右脚跛了。之后，程玉蓉跟儿子交换了楼层，儿子从三楼搬到二楼，她开始天天锻炼，爬三楼。

十字街上，多了一个每晚9点跛脚出门的“怪人”。不到1米7，一脸络腮胡，抽中等皖烟。和七十多的母亲走在路上，还是手挽着手。他再没工作过，收入全靠程玉蓉的退休金。

三年前，街后面的方红梅给沈充办了低保，跑了十几趟。程玉蓉怕欠人情，方红梅替她办事，她就送点巧克力、小蛋糕、腐乳酱。街坊背后怎么讲她，也让方红梅一并讲。

方红梅去她家看过，屋子里冰箱、空调，现代化的家具全没有，程玉蓉不锄地不煮饭，做点家务就是烧开水。节省倒是节省的，用煤炉烧水，省电，一个月50块钱电费。天天去公共厕所洗拖把、洗衣服，省水费。

衣服不买了，皮鞋变布鞋。夏天就买4件15块钱的黑白格子衬衫，换着穿。墙皮有几处剥落了，一场雨就能打下来。她没时间管，要伺候儿子。是个“落魄大小姐”，方红梅形容程玉蓉。她原是书香门第，文革后家道中落，后来考上大学，有一份相对体面的工作，但生活上的事，没有心思。

门牙是40岁磕坏的，肠胃是四五年前不好的，痛风是丈夫爱吃红烧肉造成的。出门吃午饭，把没吃的豆干、狮子头打包回来煮稀饭，但不吃肥肉，肥肉要吐掉的。十字街上的人，通常对她避而远之，“身上一年四季都能闻见风油精味，水果挨个捏一遍，也不买。”

只有路过方红梅家，程玉蓉会进去聊天，翻来覆去讲，想让儿子回去教书。但关于沈充的学历，有时说是研究生，有时变成博士，这些颠三倒四的话，方红梅听多了，就当左耳进右耳出。

沈充的房间。

沈充最后5年，在二楼北屋度过。中央一张席梦思，四周五个书架围着，床两边，衣柜上摆满了书，书桌上一台电脑，一个路由器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。

窗帘一天到晚拉着。他关在屋子里看书、上网、写文章。写的是“家里的事和外面的事结合起来”的纪实文学，程玉蓉说。倒是很有规律，工作时间、学习时间、锻炼时间。写文章累了，马上下来换鞋子，到外头去锻炼。

就是“好吃懒做”，剥豆子绝对不剥，一顿饭多少钱绝对不问。有天儿子好不容易关心起她，问她一天到晚在干什么？——“老娘一天24小时为生存而奔波。”程玉蓉提起这些，就没好气。

家里没人帮得上忙。她喜欢音乐，唱美声，像意大利的《茶花女》。但为了生存，一路搞古建筑调查，画图纸，画房子。她是苦的，但也没办法。

丈夫是她的第一个知音，歙县二中的音乐老师。她练《白毛女》，外人都赞弹得好，只有老头子批评她，弹错了一个附点音符，等于丢了半个音，你今天不要吃饭了——能听出半个音的人才叫知音，她爱和有文化的人来往。

在她的讲述中，老头子去世后，有个南京的书法家，给她写信，赞她字写得好，两人谈起恋爱。但没多久儿子病了，没了往来。儿子也算是程玉蓉半个知音——“我的工作他赞赏，音乐他也能评价，他的书、工作我也赞赏。”但她又不想做儿子的知音，“我要像他那样，也要自杀了。”

“天才儿子”的另一面

现实中的沈充有许多烦恼，找不到理想的工作、承受着父母的压力、也找不到能交流的人。两个昔日的朋友知道一些。

方明嘉现在开了一家酸菜鱼馆，张远在杭州做服装生意，和沈充近20年没联系了。在他们的描述里，沈充是一个随着时代沉浮，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——他喜欢村上春树，关注的就是日本经济泡沫后，年轻人迷失在到底寻求物质还是精神的矛盾中。

2000年，计算机培训班火热，方明嘉高考结束，学电脑，租住在沈充隔壁。沈充那时大学毕业，和父母住在县中宿舍，处于就业过渡期，白天睡到10点才起床。家里一天到晚，响起他父亲弹钢琴的声音。沈充经常晚上找方明嘉，聊社会现象，给他推荐书，看他没兴趣，就转聊当前的经济形势。

起码有大半年，沈充闲在家里，父子俩经常吵架，父母想让他找专业对口的工作——从事中医，但沈充不想，自己想干什么，也不知道。下岗潮刚过，去企业也有风险，他看到计算机的风口，但父亲不同意新潮的东西。

2008年，沈充在合肥一家民办院校做招生办老师，招生竞争激烈，要抢那些考不上公立大学、但想继续读书的高中生。这份工作类似销售，要经常去黄山、祁门、黟县的高中出差，收入靠业绩。

张远高中毕业，被沈充看中做兼职。在张远的记忆中，沈充非常在意工作，他不喜欢去KTV喝酒唱歌，但请学生吃饭，他一定会去。他也有抢人的方法，一到高中，找那些吃得开的“混子”——考不上大学，但有人际关系，拿下他，再让他推荐人。

“拿下”的方法就是砸钱喝酒唱歌，有次在一个学生身上花了三四千，张远说，结果学生被新东方挖走了。尽管努力，他的工资还是在中等水平。沈充抽烟很凶，一天两包。有次张远问他，33岁了成家了没？沈充答没有，“工资只能养活自己，怎么养家？”

他钻研心理学，会给张远推荐书，让他去学习怎么分析一个人的微表情，判断人的心理。那时候，张远就觉得沈充疑心病很重了，建议他看心理医生。沈充充满自负，“心理医生还要请教我。”

人生最后几年，沈充想写的不是母亲所讲的纪实文学，而是时下流行的仙侠网文。他电脑上，留有25个写作指导文档：《基本仙侠玄幻小说的套路》《网文爽点汇总》《写网文想要提高写作水平》，都在其中。

书架上的写作书 。

今年3月25日，他看上去一切如常。向母亲报告，自己在公园转了5圈，还碰到2个老师。他中午没有吃饭，程玉蓉给他20块钱，本打算让他吃个大饼再回来，但他累了，20块钱原封不动还给她。她让他吃了两个清明粿，再洗脸洗脚就上床了。

要说唯一的反常，是程玉蓉自己。晚上7点，她不知道吃坏了什么东西，莫名其妙拉肚子，身体虚弱，早早就上床，一夜睡到天亮。早上下到二楼，照例看儿子，看到窗台放了一根拆了一半没吃的巧克力，以为儿子已经起来了。照例到厨房烧开水，看到儿子在后院，已经倒在地上。

葬礼没有办，程玉蓉只请了几个帮忙送上山埋葬的师傅吃饭，前前后后还是外甥女掏的钱。

在外甥女的视角里，沈充属于和社会脱节的人。她记得，中医毕业之后，他找到一份医院的工作，但不愿意去做，“因为他日夜颠倒，上午都在睡觉，没办法八点上班。”他没有考研究生，更确切的说法是，他是安徽大学的旁听生，也没有当过大学老师，只在那个民办院校工作过几年。

褪去了“天才”滤镜的沈充，对外甥女而言，是一个不会操作微信、支付宝的“麻烦”。和他妈妈两个人，就沉浸在那个小世界里。

作为知识分子被留下，作为病人被忘掉

为了寻找沈充藏书的故事，二手书商曹严从山东济宁坐3个小时高铁过来。在阁楼上待了三个小时，三四十只纸箱堆在三楼，开着窗，淋着雨。墙面脱落了，书上一层层灰，他把它抹掉。“箱子的命运，书的命运，跟人的命运很像。”曹严感慨。

在沈充床头，他发现一本《生命将尽》，磨损严重，一定翻了很多遍。邓晓芒、杨祖陶的《康德〈纯粹理性批判〉指要》里，有一张书票，2002年，安徽图书城买的。这是读书人的习惯，把原始购买凭证夹在书里，过了20年，字迹依旧清晰。

“这个人是极少朋友的一个人，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，有大把的时间跟自己相处。13年来，他一个人面对书，生活里只有书了，没有别的东西。”曹严说的也是他自己，他原本是编外历史老师，工资太低，辞职出来经营一家二手书店，生活就是到处淘书。

这番猜想，得到了程玉蓉的认可。她希望沈充作为知识分子的叙事被保留。逢人就讲，儿子喜欢日本作家，尤其是一个叫村上春树的。逻辑学、心理学、宗教学最喜欢。《鬼谷子》的书，每个作者写的不一样，他收集了十几套。

写网文的晓雯来到这里，看到沈充买了很多写作指导、编剧心理的书，笃定他一定非常非常想要成为一名出色的作家。这个观点也得到程玉蓉的认可。她觉得这些大学生，和街上的人不一样。

选书的顾客。

一楼的凳子上坐过很多大学生，他们倾诉自己的苦楚，“博物馆需要70多岁看门的，需要80多岁扫地的，就是不要旅游管理出来的大学生。”她喜欢和他们交谈，割舍不掉那个凭借学历抵达的文化圈层。

儿时，母亲就鼓励她看书，否则长大就是废料。有了沈充后，她和丈夫也是一样，只关心儿子读不读书，喜欢读书，就不会差到哪里去。

后来也是这书，要了沈充的命。她尝试过，用书去安慰儿子。但讲到托尔斯泰，她暗示托尔斯泰老年得了忧郁症，海明威，开枪把自己打死，几句就把天聊死了。《蝴蝶梦》，讲婚外情的，宝贝儿子买来干啥？她送给了别人，后来发现儿子又买了两本一模一样的——说明他心里有疙瘩，生气了。从此她不多问他的事。

三楼行军床上一本《生者与死者的对话》，有一句用黑笔画了线：潜意识里的牢房，有令我们心灵窒息的迂腐气味，扼杀了我们生的喜悦。沈充批注：诚哉斯言。

“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。这就是他性格的潜意识——悲观，对前途悲观失望。”她在沙发边，忙着烧开水的脚步停下，跟我聊天，“我也不理解，也没工夫看。人家是瞎说的，每个人都有他的情况，都要自杀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人了。”

儿子去世后，她照常过日子，每天早上六七点起床，洗衣服，晾衣服，下午四五点去锻炼。街坊邻居见了她，都讲她心态蛮好。就是瘦了30斤，衣衫显得伶仃，佝偻的背更凸显了。

自清明节开始，她每天睡完午觉，就到后院点火，先烧信件、烧纪念品——儿子在合肥念书，每次给她写信，给老头子写信，目的只有一个，要钱。理由五花八门，今天打车花了20块，明天招待客人几十块，信都保存在电视机底下的抽屉里。

她现在才知道，实际都拿来买书。反正也理解不了，索性通通忘掉。

儿子喜欢的古里古怪的东西，她也不留情面。塔罗牌和明信片，送给一位上海程序员；装塔罗牌的布包，意大利的，送给大学生；印有塔罗图案的天鹅绒桌布，从国外带回来的小方巾，送给一个体制内的读者。不过，有几样东西没有扔掉。

儿子照片，她挑了一张：20多岁，找到工作了，找表姐玩了一趟，留下在苏州水巷的一张单人照。他不舍得旅游，钱要留着买书，这是为数不多的一次，拿着白色鸭舌帽，靠在河边的栏杆上，眉毛压得低低的，她点评，“像个女孩子。”

还有一张书签，背面沈充写了一首诗：匆匆太匆匆，几度夕阳红。心有千千结，窗外翦翦风。

为什么没扔掉？皖南习俗，母亲还在世，儿子不能有遗像，这是未完成之事，她记挂下来。留一张照片，等她死后，给儿子做遗像。

书签要烧给儿子，他的毛病就出在第三句话——心有千千结。她讲儿子是“现代男版林黛玉”，性格像个女孩子，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，最后肺结核而死，不也是想太多？

“他的心结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
“很多。达不到他的要求。首先，找女朋友没有找好，他找不到一个贾宝玉。工作方面，他喜欢的工作，没有去干，他爱好哲学、心理学，去当计算机老师。这点跟我一样，但我性格开朗，我无所谓，他硬是要那个单位，那怎么行呢？这个没有办法的。不是你要怎样就怎样。”她一口气说了很多，没有停顿。

儿子床头，程玉蓉叠好被子、外套。

离开十字街

一个买书回去的女生，觉得自己带走了沈充的一部分。她把书晒在阳台上，想象他是一个消瘦的青年，“他本来是一个人，灵魂变成了很多的碎片。”

9月，最初偶遇这个故事的小张也开学了，他带着沈充的特雷弗小说集上了火车。在书里，他发现了一张书签，又想起了程玉蓉。他不知道，这些书对她来说，究竟是值得纪念的回忆，还是痛苦的证明。

十字街33-1号，书架上的书越来越少，从紧密排布到一本本摊开。《孤独散步者的遐思》被一个35岁公务员女孩选走，《陈香梅文集》被30岁的教师带走了。

房子里的东西也在变少。沈充在餐馆收集的10个调羹，被程玉蓉送掉。单位发的牛奶，也一箱一箱送掉，毛巾也送掉。一架电子钢琴，南京买的，便宜卖给收破烂的。立式电风扇，她问方红梅要不要。方红梅不想要，厚厚一层灰，买来没洗过，也扔给收破烂的。就一样不送，花露水肥皂粉，程玉蓉要搞卫生。

她照常上四楼晾衣服，但有时，看看儿子跳下去的位置，就没心情给栀子花浇水了——前院养了菊花和栀子花，她特地挑一盆放在四楼，装点屋顶。花死了之后，四楼更显寂寥。前院两颗粽叶树，养了20年，叶子探进了一楼窗户，遮住了阳光。她找方红梅帮忙挪到垃圾桶，“养花养草养树，把儿子都养死了。”

青石老街食堂，小高米线，麻辣烫，她一个人去儿子吃过的餐馆。有次她开拓了一家新馄饨店，结果越吃越不好吃，“怎么能用工业肉酱来招待我？”后来再去别处吃饭，路过馄饨店，把用过的餐巾纸装在纸杯里扔在店门口，是她的惩罚。

枯萎的栀子花。

小楼当年初建，程玉蓉的丈夫去看房，摔了一跤，随后去世，传出不吉利的风声，大家跟她家就不太来往了。儿子去世后，风声更是得到了“印证”。等卖完书，她计划要重新拿起笔，接一些工程设计的单子，把房子卖了，去上海、香港找朋友，或者住到南京，离开十字街，“图一个愉快的晚年。”

这一次大费周章处理遗物，也是在处理自己的后事。卖书的钱，一分不留，先还儿子住院欠的债，2万6。再办追思会，同学都50多了，太远了不行，爬山也不灵，地点就定附近的山庄，还要请雕塑师，给儿子塑一个像。

“如果买书的人下次再开，发现撬不动锁，等于是我死掉了。我的后事从简，不要造一个坟墓，造个坟墓干什么？又没有儿子女儿来祭拜，草地上一撒就是了。”程玉蓉说。

她唯一留给自己的是一张信纸，沈充的字迹——“或许因为音乐和建筑分别是我父母喜欢的专业，而他恰恰又是那样一个优秀的人，合璧的人，几乎是完美的人，我才会钦佩他。”

这封信写给谁，不知道，里面的“他”是谁，也不知道。但几百封儿子留下的信，写的都是家务事和学校的事，只有这封提到了父母。只言片语中，她看到了自己被认可，“对我们俩评价很高的”，准备留下这一封，以后烧给自己。

儿子去世10来天，清明节，一大早她在后院洗衣服，两只喜鹊飞到家来，一只雄的，带来一只雌的。在厨房里飞了半小时，找不到窝又飞走了。她说，是儿子回来看她了。再过半个月，又来了两只小喜鹊，“那肯定是儿子生的”。

来买书的人走进屋子，程玉蓉讲起儿子的故事，一遍又一遍——

几个月就能讲话，两岁就把雷锋叔叔的故事全部背下来。4岁就写书，一天写一章，写出几百章《小白兔历险记》，没有一个错别字，由合肥出版社出版童话小说。

3岁读幼儿园，5岁读一年级。14岁读高一，不上学，在家打乒乓球，看小说，下棋。农村孩子爬树，他是不爬的，太野蛮。不去上课也没关系，明天考试了，前一天晚上突击复习，第二天照样考第一。老师也拿他没办法。

文章写得好到老师不用修改一个字，参加美国奥林匹克比赛，拿生物和化学两个一等奖，黄山市表彰他“天才儿童”。

都是女孩子来追他，夏天买两个冰淇淋，也要给他一个，每次到家里来找他的女孩子都不一样，证明他受欢迎。她担心儿子谈恋爱，不读书了，老头子制止她，不会有事的，果然儿子只喜欢读书。他年纪最小，分数最高，是不是个天才了？

这个版本的儿子，是程玉蓉的骄傲。他有更美好的前程。

（除程玉蓉、沈充外，均为化名。）